（文/柳宗）在北京這座千年古都，時間與空間水乳交融，現代與傳統和諧共處。這里既有現代的摩天大樓、繁華的大道，也有古老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小巷。無論是宏偉壯麗的故宮，還是波光瀲滟的頤和園，甚至是熱鬧嘈雜的菜市場，每一處景觀，每一個轉角，都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展示了她深邃的歷史和獨特的魅力。

對于初到北京的國際游客而言，雙語標識常常是他們認識城市、探索城市的重要一環。然而，一些不規范的標識常常造成誤解，讓人啼笑皆非，甚至引發媒體的關注。在北京建設國際化中心的大背景下，為了更好地了解雙語標識的發展現狀和挑戰，記者今日采訪了業內專家羅洪燕女士。羅女士從事公示語研究近二十年，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1年深圳大學生運動會、2014年南京青奧會、2022年冬奧會等重大賽事活動以及全國多個城市、景區、博物館等機構提供雙語標識咨詢，同時也是多部公共場所中文標識英文譯寫規范的起草者之一。

記者：您最初開始研究雙語標識的緣起是什么？

羅洪燕：2001年申奧成功后，北京掀起了建設國際語言環境的熱潮。我的日常工作中，與標識有關的翻譯審校和咨詢項目也逐漸增多，為此，我開始大量收集整理國內外公共標識的圖片和文獻，也萌發了進一步研究的興趣。

記者：我聽說過一個笑話，曾有餐館的菜單將童子雞譯為Chicken without sex，將夫妻肺片譯為 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s。你們碰到過很多這樣荒謬的翻譯嗎？你覺得國內雙語標識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羅洪燕：公示語包括道路標牌、廣告招牌、公共宣傳語、旅游簡介等。在過去二十年里，我們審查了數萬條雙語標識，確實碰到一些比較離譜的譯法，比如, 超市里一次性用品旁邊掛的牌子是One-time Sex Thing， 大雄寶殿被譯為 The Precious Hall of Great Hero。近年來，隨著各地標識譯寫規范的編寫和普及，公共標識糾錯活動的開展，雙語標識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問題依然存在。主要包括無視受眾需求，過度翻譯；不顧語境，對標準生搬硬套；犧牲信息的交際目的，一味追求中英文對等。

記者：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

羅洪燕：造成過度翻譯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服務意識，沒有真正做到讀者導向。很多標牌提供的信息既非讀者所需，也無法引起讀者的興趣。比如：只適用特定國內人群的票務優惠政策，充斥著名稱考據和專業術語的古建筑說明，通篇都是傳說和想象、華而不實的景區介紹，充滿說教意味的宣傳口號，以及過于細致瑣碎的指示說明。

標識是非常注重語境的，很多情況下，設置的場所變了，譯法可能也會出現差異。比如同樣是“禁止通行”這樣的標牌，在實際應用中，仍然需要了解具體的應用場景，而不能一味生搬硬套已有的標準規范。

盲目追求中英文對等也是雙語標識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完全字對字的翻譯常常會讓人一頭霧水。一個經常被誤譯的標識是“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本意是提醒大家保持衛生間的清潔，直譯后讓人不知所云。

記者：對于一個剛踏上中華大地的外國朋友來講，北京這座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城市一定令他們充滿了期待和探索欲。那么，您覺得我們能如何做到在保證標識準確性的同時，又不失去標識背后的文化含義呢？

羅洪燕：非常好的問題。在我看來，標識的翻譯必須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受眾導向。首先，向受眾傳遞準確有效的信息，這是我們翻譯標識最重要的標準。我們需要讓外國朋友們能夠理解標識的含義，獲取相應的服務。其次，考慮文化差異，傳達文化的信息，這既是服務受眾的需要，也是我們作為文化傳播者的職責。比如，對于那些具有濃厚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景點和菜式，我們要充分考慮文化背景差異，譯文既要簡潔易懂，又能恰如其份地反映中華文化的內涵。

記者：看起來標識翻譯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

羅洪燕：是的，標識翻譯的專業性常常被輕視。一些中國特有的語匯，并不是那么簡單，需要充分考慮文化內涵和傳播效果。胡同街巷、傳統美食，究竟是用音譯還是意譯，并不能一概而論。比如，翻譯傳統小吃標牌時，我們可以在譯文中體現食材、獨特的制作工藝，還可以加上簡單的說明，告訴顧客這是“A Taste of Old Beijing”，揭示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小小的標牌翻譯，卻經常能夠觸動對于文化的挖掘，或許這就是翻譯和跨文化交際所帶來的樂趣和挑戰吧。

記者：非常感謝您的分享，也期待在您和您的團隊的努力下，在北京的公共場所看到更多規范、生動有趣的雙語標牌。